诗经甘棠召伯虎说综理(2)
召伯之名在三百篇中凡三见。一见于《召南》之《甘棠》,再见于《小雅》之《黍苗》……三见于《大雅》之《崧高》……这里都是指江汉征淮夷之召穆公虎,是宣王时人。召公之名凡二见。一见于《大雅》之《江汉》……再见于《大雅》之《召旻》……这个召公方是周初的召公奭。我们看了这几个例证,便知《甘棠》之召伯当然是召虎了。他曾到过南方,产生《甘棠》之诗是很可能的。[8]68?69
其对于称谓问题的论说,与清代的牟庭并无二致。不过,提及召伯虎与周朝南方的联系,则显示出坐实此说的努力。如果说此处还是谨慎地揭示一种可能性,傅斯年则突出强调了召伯虎与南方的联系:“周衰楚盛,召伯虎之功不得保持,国人思之。”[9]203直接将《甘棠》的背景设置为周王朝与南方地区的紧张态势。后来,屈万里解释此诗曰:“南国之人,爱召穆公虎而及其所曾憩息之树,因作是诗……早期经籍,于召伯虎或称公,而绝无称召公奭为伯者。召伯之称……皆谓召虎;而《大雅·江汉》之篇,于虎则曰召虎,于奭则曰召公,区别甚明。”[10]28其言论根源,仍在称谓。
嗣后随着古史研究的深入,召伯虎的事迹及其与南方的联系已经日渐清晰,并得到研究者的重视。高亨《诗经今注》曰:“周宣王封他的母舅于召南域内,命召伯虎到召南给申伯筑城盖房……召伯作这件事很卖力气。他当时的住处有一颗甘棠树,他离去后,申伯或申伯的子孙或其他有关的人,追思他的劳绩,保护这棵甘棠树以资纪念,因作这首诗。”[11]21此论已立足于召伯虎在南方地区的经营而立说。相近的思路亦见于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这是人民纪念召伯的诗……《诗经》时代的人将周宣王的大臣召虎才称为召伯……召伯辅助周宣王征伐南方的淮夷,老而从平王东迁,颇著功绩,人们作《甘棠》一诗怀念他。诗当作于召伯死后,其年代约在东周初年。”[12]38需要说明的是,言召伯虎“老而从平王东迁”(包括前引牟庭说),恐非事实。根据《史记·周本纪》和《国语·周语》的记载,召穆公在厉王时已为卿士,曾谏厉王止谤。厉王被逐,太子静被召穆公藏于家中,遂得免祸。“共和行政”14年后,太子静被立为天子,是为宣王。厉王时即为卿士,说明上一代之召公此时已经退出王室核心集团,召伯虎此时之年龄当在40左右,不会太年轻。宣王在位46年,加上之后幽王在位的十余年,平王东迁时,召穆公若在位,当已在百一十岁以上。以古人之年寿而言,似不太可能。且召穆公这样的王室重臣,若果真随平王东迁,各类文献中当有痕迹。所以,言《甘棠》年代为东周初年,并无充足凭据。牟庭的看法,应与其对《小雅·常棣》之诗的认识相关。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富辰之语:“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13]1817而《国语·周语中》载富辰之语则曰:“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14]45言周文公之诗,似系此诗于周公旦,与《左传》两相矛盾。《毛诗序》曰:“《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15]407似乎更倾向于其为周公之诗。郑《笺》则力主调和:“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为作此诗,而歌之以亲之。”[15]407晋代杜预注《左传》曰:“周厉王之时,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东都收会宗族,特作此周公之乐,歌《常棣》。”[13]1817虽也力主调和,但言厉王之时,起码在年代上与召穆公是合拍的。杨树达认为郑玄、杜预都是在调和《左传》《国语》的矛盾,他分析道:
今按,周公诛管蔡而召公乃言“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岂非责骂周公乎?此于情理必不可通者也。此郑说之不可信也。古人言赋诗有二义,自作诗为赋,诵古人之诗亦言赋,至于作诗,不得以歌诵前人之诗解之,《左传》明言召穆公作诗,非言赋诗,此杜歌诗之说不可通也。今以此铭(引者案:即《六年琱生簋》铭文)核之,公分禀贝于宗族,此与纠合宗族之事一贯也。献田伯氏,则与诗文笃念兄弟之辞一贯也。穆公之行事与《常棣》诗章之所咏歌,訢合无间,故《常棣》之诗必当依《左传》之说为召穆公所作[16]422。
依此看来,《常棣》为召穆公所作当无问题,作诗地点乃在成周。牟庭致误之由,是认定成周此事必为东周之事。东周时期,固以成周所在之洛阳为都城,但在西周时期,成周之位置亦颇重要,属于王室直接掌控的地区;许多王室的命令发自成周,这在西周金文中有大量的反映。召穆公在成周纠合宗族,未必意味着是在东周之时。言召穆公随平王东迁,显然无法成立。至于召穆公的年世,目前还不能确切知道,不过言其活跃在厉、宣之世,当属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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