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金文中“内国”一词的政治地理双重含义考(5)
就地域上来说,西周有名的诸侯国,东方有齐、鲁之国,克服东夷,对周王朝在东国海岱地区的经营起了重要的作用。近年的考古发现来看,南方的曾国也是周王朝安插在南国地区的重要武装力量。《诗·大雅·韩奕》中有“北国”一词,虽然尚未见于金文,但其含义应当与东国、南国之意相同。西周的燕国虽然文献记载较少,但从考古发现来看,正是背负着镇服北方的使命。
从周王朝的政治统治模式来说,在内国地区,周人设立“内服”等职官进行领土的直接管辖;而在内国的外延地带以及内国以外的四方地区广泛分封诸侯国、授土授民,由各诸侯代为管辖领土,这是一种间接管理模式。因此,金文中“内国”一词,不仅是一个区域名词,同时也是周人以“内、外”区别不同的政治统治方略的一种体现。周人克商之后,面临着如何在空前广阔的领土维系王朝管理和统治的难题。“内国”一词的政治、地理双重含义,能够对我们了解西周的政体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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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国”一词见于彔卣铭“淮夷敢伐内国”,一般认为内国即内地[1]114,这一释义大体是正确的,但是仅从这一方面无法准确诠释“内国”这一区域在周王朝政治地理版图中的内涵。彔卣铭:“王令(命)曰:,淮夷敢伐内国,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古(师)。伯雍父蔑彔历,赐贝十朋。彔拜稽首,对扬伯休,用作文父考乙公宝尊彝。”(《集成》5419)该器年代现一般认为在穆王时期[2],器铭中除涉及“内国”这一区域外,提及的地名有“古师”、族名有“淮夷”,所涉人名有“”、“伯雍父”及“彔”,记录了周王命戍守由师抵御淮夷的史事。彔卣铭文虽然简略,实际上却提出了关于“内国”这一地理区域的几个问题:其一,内国作为一个地域名词,究竟包含了哪些地区;其二,金文中常见“东国”、“南国”等词用作地域名称,它们与内国的地理边界应当如何界定;其三,周王朝对这几处区域的统治方略是否有所不同、各有倚重。本文即从这几处角度入手,对金文中“内国”一词的政治地理等含义进行考察。一、“内国”之“内”解周人对待政治事务常常以内、外相互区别,并各有含义和指代。《国语·周语上》描述内外服制度称“邦内甸服,邦外侯服”[3]4,就是以邦内、邦外来区别内外服。这种用法也常见于金文中。毛公鼎铭:“今余唯肇巠(经)先王命,命女(汝)辥我邦我家内外,惷于小大政。”(《集成》2841)这里的“我邦我家内外”即指邦、家内外,邦即周邦,家指王家。再如师簋铭:“余令女(汝)死(尸)我家,(司)我西扁(偏)、東扁(偏),僕驭、百工、牧、臣、妾,东(董)裁内外,毋敢否(不)善。”(《集成》4311)蔡簋铭:“今余隹(唯)申乃令,令女(汝)眔曰,疋(胥)對,各(恪)从。(司)王家外内,毋敢又(有)不闻。”(《集成》4340)两器铭中均体现了周王朝王家事务内外有别的特点,师簋铭更提及了所谓的“王家内务”实际内容。金文所见西周的职官中以“内”相称呼的还有很多。金文中常见“内史”一职,孙诒让、王国维等认为也就是金文中的“作册”一职[4]2130-2131,职在为周王制作策命及代宣王命等,侧重点就在于为王服务。由此可见,周人是习惯将周王、周邦的直接事务以“内”作为概括。具体来说,就是周王宫室内的仆驭、百工以及臣、妾等直接服事于周王的相关事务。又如,金文中有“内尹”一职,见于卣,铭云:“丙公献王饙器,休無遣,内尹右衣(殷)献”。按铭文中描述,内尹一职在丙公向王献器的仪式中充当右者,可见内尹亦是为周王服务的内官之一,其职责与内史十分接近,内尹极有可能就是内史。也有学者认为,内尹是大宰的又称[5]46-47或者直接称其为百官之长[6]156。总之,内尹的职务主要负责王室内部事务,这是没有疑问的。由此可见,周人称“内”之职官基本上与王家事务或邦内事务有关,“内国”一词“内”的含义应与此基本一致,即指代周邦以内、王家所直接管理控制的地区。与之相对,邦外事务或笼统称为“外”,在多数情况下是以“四方”相称。金文中凡出现“四方”一词,所指代必定是王邦之外的诸侯国与四夷之事。因此,“内国”一词,其政治含义就是指周王所直接管辖的土地区域,或可概称为“周邦”。也正是如此,彔卣铭中提及淮夷入侵到内国地区,周王则调动师氏长官以及左右亲卫部队虎臣来迎敌,就是因为这已经是祸在萧墙之内的缘故。与“内国”一词相对,金文中还有“东国”、“南国”的说法,这里的“东”、“南”即为内国地区以东以南,实际就是周邦的东部、南部地区。二、由铭文材料见“内国”地理(一)由敔簋铭见“内国”的地理区域文献及金文材料中并未明确指出“内国”这一地区的实际范围,但从“淮夷伐内国”这一史事及相关铭文的考证中,能够确定与“内国”相关的地域名称。敔簋铭:“隹(唯)王十月,王才(在)成周。南淮夷遷及内,伐、昴参泉,裕敏阴阳洛。王令敔追禦于上洛谷,至于伊,班。長榜(载)首百,执讯卌,夺孚(俘)人四百,啚于(荣)白(伯)之所,于衣诸,復付厥君。”(《集成》4323)敔簋其器早佚,今只存摹本,因此铭文中许多地方很有争议。其器年代有孝王[7]230、夷王[8]366、厉王[9]394、幽王[10]多说,根据其铭文内容,定为厉王时期较为合理。南淮夷后三字“”,各家读法争议较大。“”字,陈梦家认为是翏生簋(盨)桐遹之“遹”;也有学者认为是“遱”字,作“不绝”之意讲。[11]211杨树达读为“遷”。“”字,陈梦家释作“殳”,作族名或国名讲[7]230;于省吾等学者都释作“及”。[12]195下文二字陈梦家先生作“内伐”,即禹鼎的“广伐”。于省吾、杨树达将“伐”字下读,作“南淮夷遷及内”。杨树达认为:“遷及内,内谓内国。……内国犹今言内地也。《逸周书·鄷谋篇》云‘边不侵内’,此古人称内国为内之证。铭文记南淮夷侵犯内国之事,于文不得言迁,‘迁’与‘竄’古音近,‘迁’当读为‘竄’。”[13]117此处应从于杨树达说,作“遷及内”讲。其证有二:首先,遷与竄通,于史有征。杨树达先生举《书·舜典》“竄三苗于三危”一句,《史记·五帝本纪》作“遷”为证,很能说明问题。另外,金文中的征伐名词有征、伐、广伐、宕伐、周伐等,而不见“内伐”,文献亦不见相关用法,因此将“内”字下读,证据不足。也有观点释作“遱及”,解释为“连续而至”[11]211,这一点缺乏证据,较难取信。其次,金文中未见“南淮夷”铭后跟族名的现象。翏生盨铭:“王征南淮夷,伐角、津,伐桐、遹”。鄂侯驭方鼎铭:“王南征,伐角、遹”。这里的角、津、桐、遹等皆为地名而非族名。翏生盨铭可以理解为南淮夷一族占据角、津等地,也可以理解为征南淮夷与伐角、津为前后二事,唯独将“角、津”释作南淮夷中的二族这一理解不当。这与“南淮夷”一词的性质有关。金文中“南淮夷”应当为指代某特定族群的专名,与“东夷”、“南夷”等族名泛称不同。害夫钟铭“南夷、东夷俱见,廿又六邦”,史密簋铭有“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夷”,可见南夷、东夷是多个部族或邦国的泛称,如南夷包括卢、虎,东夷包括杞、舟等族。而南淮夷与“杞、舟”等族称呼性质相同,应作为一族的专称去理解。因此,敔簋器铭首句当读作“南淮夷遷及内”,“内”正如杨树达先生所言指代“内国”。下文“伐”后几字,学界多释作地名,但争议不小。字,陈连庆先生认为是汉沔之沔字[10]309;李学勤先生则认为应读为“邲”,即《春秋》经传的“邲”,在荥阳东北[14]307;陈秉新等先生则认为疑当读为“鄍”,在今山西省平陆县[11]212。昴参泉、徐中舒先生认为是以“昴”、“参”星宿为名之泉,是洛水所自出的源泉。[15]“参泉”,李学勤读作“三泉”,认为其地在河南巩义西南。[14]307器铭当读为“南淮夷遷及内,伐、昴参泉,裕(欲)敏(谋)阴阳洛”。“裕敏”二字,李学勤先生读为欲谋,在文义上较为顺达。、参泉位置均应在“阴阳洛”这一区域中。阴阳洛泛指洛水南北两岸,这一点并无疑义。由此可知,铭文所载南淮夷入侵区域与洛水地理密不可分。洛水现称洛河或南洛河,发源于陕西省蓝田县华山南麓,流经陕西省洛南县、河南省卢氏、洛宁、宜阳、洛阳、偃师、巩义等县市,于巩义市注入黄河。[16]291“参泉”之地,正位于洛水下游的巩义一带。地应在荥阳一带。上文所引三说之中,山西平陆在黄河北岸,与洛水一线有相当距离;沔水距离洛水亦十分遥远,因此二说较难取信。荥阳地在洛水之东,若以南淮夷自东而来,先攻略荥阳一带,随后染指洛水流域,在地理是可以说的通的。敔追袭南淮夷之地在“上洛谷”,上洛即《汉书·地理志》弘农郡上雒,在今陕西商州,在洛水上游一带。伊指伊水,伊水在偃师汇入洛水,地在洛水中游。由上洛之地到伊水一带,距离约二百公里左右,这一带即周王朝与南淮夷的作战区域。荣伯为周之卿士,分封于周初,为周同姓贵族。《史记·周本纪》:“成王即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西周中后期也有荣伯之称,见于卫簋(《集成》4209-4212)、卫盉(《集成》9456)、永孟(《集成》)、康鼎(《集成》2786)、辅师簋(《集成》4286)、同簋(《集成》4271)、卯簋盖(《集成》4271)等,以上诸器的时代从恭王持续到夷王,在铭文中荣伯皆为王室大臣的角色。洛阳北窑西周墓地曾出土一件荣仲爵,为西周中期器物。[17]214-218西周初期的“荣子”组铜器,亦传出于洛阳。因此洛阳极有可能就是荣氏家族的封邑所在。那么敔簋铭中“荣伯之所”作为献俘之地,即当在河南洛阳一带。根据敔簋器铭的考察可知,铭文提及的“内”就是“内国”区域,具体范围在洛水、伊水流域,这一地带恰恰就是西周王朝宗周、成周二都之间的重要地区。(二)禹鼎铭“历内”一地与内国地区禹鼎铭文中记录鄂侯进攻周王朝的史事,提及到“历内”一地:“噩(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或(国)、东或(国),至于历内。”(《集成》2833)“内”字,学术界有几种不同说法。可以释作“汭”,作水滨或两水交汇之处。《穆天子传》郭璞注云:“汭,水涯。”[18]12而《尚书·禹贡》孔颖达疏:“郑云:‘汭之言内也。’盖人皆南面望水,则北魏汭也。且泾水南入而名为渭汭,知水北曰汭。”[19]222可见“汭”亦有水北之义,历内可理解为历水北岸。陈梦家认为“历”即《水经注》“历水”[7]271。《水经注》中历水所出“历山”,地在“耒阳县七十余里”[20]3233,即今湖南省耒阳市北,在长江以南。而鄂侯墓地发现于湖北随州羊子山,鄂侯北攻周王,历水不会在其南方。可知“历内”作历水北岸解释较难实现。也有观点将“历内”释作一地之名。沈建华先生认为即“芮”[21]103;陈絜认为是《国语·郑语》所言虢、郐八邑之“历”[22]136-137,在今河南禹州一带。从地理方位来看,西周早期芮国在今山西南部,王都以北,因此其说难通;而历邑位置恰在汝水上游,逼近伊、洛流域,正是西周时期的“内国”地区。因此,“历内”地理,以作河南禹州一带的地名讲更为合适。李先登先生将“历”释作“乱”,将内解释为“内国”,认为“历内”指侵入内地之意。[23]这样解释不妥,“内”仍释作地名为佳。但历地的地理位置,却恰处于内国的核心地带;历内所在的河南禹州一带,正位于西周内国地区的军事防御线以内。鄂侯驭方兵进历内,实际上就是深入内国地区,对周王朝的统治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这就难免令周人大惊恐,以至于对鄂侯进行了“勿遗寿幼”的扑伐行动。三、内国地区的地理边界(一)古师、堂师等地与西周南部防御线从彔卣铭文看,淮夷进入内国区域后,周王命令(即师雍父)率领成周师氏在古(师)这一地点进行阻击,由此可知古师是内国地区的重要军事防御地点。除彔卣铭外,伯雍父事迹尚见于以下几铭:甗:“惟六月既死霸丙寅,师雍父戍在古(师),从。师雍父史(使)事于害夫侯,侯蔑历,赐金,用作旅甗。”(《集成》948)卣:“从师雍父戍于古(师),蔑历,赐贝卅寽,拜稽首,对扬师雍父休,用作文考日乙宝尊彝。其子子孙孙用福。戉。”(《集成》5411)臤尊:“惟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臤从师雍父戍于古(师)之年。臤蔑历,仲竞父赐赤金。臤拜稽首,对扬竞父休,用作父乙宝旅彝,其子子孙孙永用。”(《集成》6008)鼎:“师雝父省道,至于害夫。”(《集成》2721)录作辛公簋:“伯雝父来自害夫。”(《集成》4122)簋:“隹(唯)六月初吉乙酉,才(在)(堂)(师),戎伐,率有(司)、师氏奔追御戎于棫林,博(搏)戎害夫。”(《集成》4322)簋1975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庄白村西周墓,同出之器还有一件方鼎,鼎铭:“王用肇史(使)乃子率虎臣御戎。”(《集成》2824)由以上几器可知,伯雍父曾先后驻守在古师、堂师两个地方抵御淮夷,二地均与害夫国相近,所涉及的邻近地名还有、棫林。“古”字,彔卣铭作,甗作,卣作,臤尊作,马承源等学者隶作“古”[1]114-122;郭沫若、张家琦、蔡运章等学者释作“苦”,认为其地在河南鹿邑[24]61,83;陈梦家、林沄、刘钊、陈剑等学者均隶作“由”[25];徐中舒隶为“叶”,考证在河南叶县南[26]。金文中“由”与“古”字形相近,很多时候难以分辨,按照字形隶为“古”是合理的。古、固音近,陈秉新等学者认为即固陵,在河南太康县南[11]166;也有观点认为是《左传》昭公十三年“固城”,与河南息县邻近[27]。古师的地理位置距离害夫地不远,而又正处于预防南方淮夷入侵的前线,从地理位置而言,太康、鹿邑一带较为符合。害夫即胡字,唐兰先生早已论及。[28]477-478西周时期胡国有二,这里的害夫国应在河南郾城[29]37-38。堂师一地争议不大,一般认为即春秋堂(棠)谿,地在今河南省西皮县。[24]83,黄盛璋先生认为即“郾”,地在河南郾城[30]。根据追伐淮夷的轨迹,与郾城的胡国相距不远。棫林其地在河南叶县一带。[29]由古师到堂师这一军事防御地带是驻扎军队抵御淮夷的前线阵地,以上各器铭的释读都证明了这一点。在“古师—堂师”一线除了有伯雍父这样的军事长官长年经营以外,距离两地不远还有周王分封的重要侯国,除铭文中所举害夫侯之国外,还有应侯之国(今河南平顶山一带)、蔡侯之国(今河南上蔡县一带)等,使其互为倚仗,成为内国地区的南部防线。从彔卣铭中“内国”与“古师”的关系可以看出,西周的内国与东国、南国之间的界限是有迹可循的,以金文中称作“师”的军事单位的地理位置这一视角入手,就是一个可行的途径。(二)牧师、师、柯师等地与西周的东部防御线在成周以东,周王朝也布置有军队驻地,见于铭文的有以下几例:师、牧师,见于小臣簋,器铭:“东夷大反,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唯十又一月,遣自(师),述东,伐海眉。雩厥复归,在牧(师)。伯懋父承王令,赐(率)征自五贝。小臣蔑历眔赐贝,用作宝尊彝。”(《集成》4238)小臣簋的年代及铭中伯懋父其人身份有些争议。陈梦家等认为在成王时[7],马承源则认为属康王时[1]50-51,唐兰、朱凤瀚则认为应为昭王时期。[31]244其器应属西周早期后段,由铭文可知伯懋父是承担有军事领导之权的重要卿士,曾驻戍于、牧师一带。(师)一地,目前有二说:唐兰先生认为该字疑从象声,象、相音近,即河亶甲所居之相,地在今河南省内黄市一带[31]246;陈秉新等学者则认为应读为“襄”,为春秋宋之襄邑,地在今河南睢县[11]149。牧(师)之牧,陈秉新等认为是卫地牧邑,在河南卫辉东北[11]149;陈梦家、唐兰都认为“牧”即牧野之牧,在朝歌之南,即今河南淇县。[31]247牧为殷周决战之地,地理位置重要,周初即在此地设师驻扎,理固宜然,牧师地理当从唐兰等说,为殷周之牧野,在淇县。伯懋父东征由(师)出发,循东、伐海眉,还归在牧。东与海眉均非专名,陈梦家先生早已指出,东应即泰山山脉北麓,海眉指齐之海隅、古莱夷之地。[7]20-21河南内黄在牧地(河南淇县)之东,正处于这条征伐路线上。因此,地地理从唐兰说较为合理。柯师,见于作册疐鼎,鼎铭:“康侯在柯(师),赐作册疐贝,用乍(作)宝彝。”(《集成》2504)此字有学者隶定作“朽”,按字形看,实应为“柯”。《春秋》庄公十三年有“盟于柯”的记载,这一处柯地春秋时属齐邑,在今山东阳谷县东北。[32]193又《春秋》襄公十九年有“叔孙豹会晋士匄于柯”,这里的柯地在河南内黄县东北[32]1045。后者应就是“柯师”的地理位置。师、牧师以及柯师所在的河南省鹤壁淇县到内黄一带,正处于今天河南与山东的交界处,向东即是西周时期的“东国”地区,文献又往往称之为“大东”地区,这一区域正是西周王朝分封齐、鲁等重要诸侯国进行征伐、管理的地区。而“牧师—柯师”等地向西就是旧殷人统治的核心地区,也是三监叛乱后周人所重点统治的地区。因此,以这几个师旅驻戍地作为西周内国地区与东国地区的分界线是由殷周之际的政治、军事形势所决定的,是合理的。河南内黄地区向南二百余公里的太康、鹿邑一带,正是上文所考证的古师的位置,这并非是偶然现象,金文中的这几处师戍地,正构成了西周王朝内国与东国、南国地区的防御边界。目前来讲,我们凭借现有材料不足以完整复原西周时期内国地区的地理边界,但通过已知金文中军事据点“师”的地理分布,对“内国”的外延仍可以粗知其略。在成周的西南方向,“由师—堂师”一线周边分布相当数量的西周侯国,是抵御南淮夷入侵的前沿阵地,该线正是内国与南国的边界线。而周人的东方经略是长时期、分步骤进行的,河南淇县的牧师、内黄的柯师、睢县的师一带,可以称作是周人进攻东国的地理边界线,兼有进攻及防御功能。由此向东,深入东国地区,尚设有炎师(今山东郯县)、齐师(今山东高青)等军事驻地,同时其地分封有齐(今山东淄博一带)、鲁(今山东曲阜一带)、滕(今山东滕县一带)等重要侯国,可见周人在东国地区的统治策略。在金文中称作“某师”的地点很多,除上文做出考证的几处以外,大略还有:成师(小臣单觯,《集成》6512;競卣,《集成》5425)、管师(利簋,《集成》4131)、商师(穆公簋盖,《集成》4191)、京师(克镈,《集成》209;多友鼎,《集成》2835)、齐师(史密簋,《铭图》[33]5327;师簋,《集成》4313,4314;引簋,《铭图》5299,5300等)、曾鄂师(静方鼎,《铭图》2461)等。这些各师的位置限于材料难以一一考证其具体方位。但根据各师的位置来看,并不都位于内国的边界地区。例如成师、商师,多数学者都认为就在成周地区。“京师”则显然在宗周地区。这几处都不是内国的边缘地带,反而是周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域。这些师戍单位很可能就是金文中常见的“西六师”、“成周八师”的其中之一,其作用就是直接保卫王都。又如齐师,有些学者认为就位于山东高青的陈庄遗址;曾鄂师就显而易见是曾国、鄂国一带,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随州地区。这几处师戍地点都深入东国、南国,与周王朝在四方册封的重要诸侯国相比邻。史密簋铭文记录称“师俗率齐(师)、遂人左□伐长必”,可见其作用就是配合王师参与对不臣服方国的征服行动。由此,根据铭文中已经发现的各“师”地理位置,基本可总结为三类:拱卫京师类、守护王畿类、远征四方类。古师、堂师以及柯师等地正属于第二类,这一类军事驻戍点的目地就是在“内国”与东国、南国的边界,承担着护卫都城及畿内重要贵族的作用。四、余论何尊铭有“宅兹中国”的记述,这里的“中国”指国之中,表述周人居于地中、统御四方的思想。由此概念扩展,周王室贵族所居、能够直接控制的地域就是内国。在内国的边域地区周人往往设立“师”作为军队的驻扎地点,其外地区则以方位相称,作“东国”、“南国”等。在这些区域周人并不直接统治,而是通过分封亲戚诸侯的方式加以间接控制。由此,“内国”一词兼具地理与政治双重含义。就地域上来说,西周有名的诸侯国,东方有齐、鲁之国,克服东夷,对周王朝在东国海岱地区的经营起了重要的作用。近年的考古发现来看,南方的曾国也是周王朝安插在南国地区的重要武装力量。《诗·大雅·韩奕》中有“北国”一词,虽然尚未见于金文,但其含义应当与东国、南国之意相同。西周的燕国虽然文献记载较少,但从考古发现来看,正是背负着镇服北方的使命。从周王朝的政治统治模式来说,在内国地区,周人设立“内服”等职官进行领土的直接管辖;而在内国的外延地带以及内国以外的四方地区广泛分封诸侯国、授土授民,由各诸侯代为管辖领土,这是一种间接管理模式。因此,金文中“内国”一词,不仅是一个区域名词,同时也是周人以“内、外”区别不同的政治统治方略的一种体现。周人克商之后,面临着如何在空前广阔的领土维系王朝管理和统治的难题。“内国”一词的政治、地理双重含义,能够对我们了解西周的政体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参考文献:[1]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2]刘启益.西周穆王时期铜器的初步清理[J].古文字研究:12.北京:中华书局,1992.[3]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7;王国维.书作册诗尹氏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5]唐友波.卣与周献功之礼[J].上海博物馆集刊:7.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6]何景成.西周王朝政府的行政组织与运行机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7]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M].北京:中华书局,2004.[8]刘启益.西周纪年[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9]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3.[10]陈连庆.敔簋铭文浅释[J].古文字研究:9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11]陈秉新,李立芳.出土夷族史料辑考[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12]于省吾.双剑誃吉金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98.[13]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4]李学勤.晋侯铜人考证[M]//新出青铜器研究:增订版.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5]徐中舒.西周史论述:下[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4).[16]中国河湖大典编纂委员会.中国河湖大典·黄河卷[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4.[17]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18]顾实,校定.穆天子传西征讲疏[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19]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0]杨守敬,熊会贞,注疏.水经注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21]沈建华.初学集:沈建华甲骨学论文选[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22]陈絜.周代农村基层聚落初探——以西周金文资料为中心的考察[M]//朱凤瀚,主编.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3]李先登.禹鼎集释[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4(6).[24]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张家琦.试论西周胡国的族源(续)[J].安徽史学.1993(3);蔡运章.甲骨金文与古史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25]董莲池.金文编校补[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刘钊.古文字考释丛稿[M].长沙:岳麓书社,2005;陈剑.释“”[J].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3,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26]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J].考古学报.1959(3);徐中舒.蒲姑、徐奄、淮夷、群舒考[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27]周博.伯组器铭文释地二则[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3).[28]唐兰.唐兰全集:第二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9]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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