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补反地方主义始末(4)
对这四人,叶飞在此之前并没有偏见,还是相当信任并加以重用的。黄国璋在曾镜冰(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协主席)因“城工部”等问题出事后只受处分而免予撤职查办,与叶飞的保护有很大关系。这次党代会前,黄国璋在上海治病,叶飞还派秘书去看他,问他能不能回来开会。对许集美,叶飞一向也是信任的,照他的话来说,即使在晋江大鸣大放,出现“反南下干部风潮”时,他对许集美也还是完全信任的,并与他谈了真心话。对林汝楠也是,直到反右派很紧张时,叶飞还与他谈了关于反右派的步骤等问题,让他在福州待一段时间,了解文教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然后再考虑下到莆田或晋江去。但林汝楠第二天就赶到莆田,而且事先没有向叶飞和省委请示。接着,又有人揭发林汝楠不仅曾指责南下干部有宗派主义,而且在1957年夏天反南下干部搞得天翻地覆时,还否认有“地方主义”。在“鸣放”和贴大字报时,不少人也反映了黄国璋、许集美、王一平的有关情况。这些反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叶飞对他们产生误会,认为他们身上确实存在“地方主义”情绪。
1月22日,主席团召开第七次会议,听取各代表团讨论反对“地方主义”情况的汇报。
龙岩专区副专员罗炳钦汇报时说:“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骄傲自满的人,如不猛省,就很容易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根据这个情况,联系到本区本县检查有没有地方主义。有一种说法:地方主义的思想没有,地方主义情绪是有的,如长汀、永定、永安等县。”
叶飞插话说:“龙溪、龙岩两个地区应该把广东反地方主义的文件[拿来]对全体干部进行教育,这两个地区的同志对广东的地方主义是同情的,广东的地方主义比福建的对他们的影响得大。”叶飞还说:“曾镜冰的错误是清算了,但还不彻底,还有根,就是山头主义的情绪,这种情绪没有解决,所以在另一种情况下,就发展成为地方主义。”
在深入揭批中,黄国璋、林汝楠、王一平、许集美等人被指责在曾镜冰的错误被揭发后,并未从中接受教训,改正错误,仍继续向党进攻;他们反党的目的,一是为了在省委安下自己人,达到朝中有人,二是想在闽中地区搞“地方主义”独立王国,总之,“他们为了实现少数人的政治野心,利用闽浙赣地下省委的老山头情绪,肆意攻击省委”。会议提出,为了巩固党的团结,责令黄国璋等四人停职反省,并在全省干部中广泛批判“地方主义”。对这段往事,伍洪祥回忆说:“当时,大字报满天飞,省委对所揭发的材料缺乏认真细致的分析研究,很多问题捕风捉影、似是而非;而揭发的人又带着某种偏激情绪,用反右派斗争的方式来对待党内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宁‘左’勿右的思想指导下,省党代会仓促作出决议,把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的某些言行,定性为‘严重的地方主义反党活动’。”
江一真觉得很多事情过于牵强。1957年四五月间召开的闽北闽中老区工作座谈会本是一次广开言路、富有成效的会议,尽管会上有些言词偏激,也还是出于善意,意在帮助党整风,促进老区问题的解决,怎料全党从整风转为反右派斗争后,此次座谈会竟会被认为是利用老区会议向省委发动进攻,属“地方主义”反党活动错误。江一真一时还真没法把这些原地下党的领导干部与“地方主义”挂起钩来。就拿黄国璋来说,他13岁参加革命,17岁当特委委员,父亲和几位兄弟均为革命而牺牲。他对革命忠诚,对敌仇恨,虽然在“城工部”事件上错杀了一批干部,但本质上是“左”,如何变成右了呢?难道正如人所说,他从省里转到福州后,因敢于替群众讲话,让资历颇浅的市委主要领导感到难以指挥而加以猜忌、排斥?江一真对林汝楠的印象也是好的,尤其得知他是厦门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在明史研究上很有造诣,能书擅画后,还有点刮目相看了。再说许集美,25岁当县长,31岁当专员,江一真在接触中,感到他有能力,办事公道,和南下干部并未闹过什么别扭,而且他没有参加省委召开的老区工作座谈会,在“鸣放”时也没有讲过一句不利于团结的话,更没贴过大字报,只因不赞成那样反右,就受到点名批判,被定性搞成了晋江地区“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头目。
江一真对反“地方主义”的态度,导致他在一年后也被作为“反党集团头目”打倒,罪名为“发表了三个谬论:反南下干部不一定是反党,反个人不一定是反组织,地方主义不一定是反党”。
文章来源:《华南国防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hngfyxzz.cn/qikandaodu/2021/0308/5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