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补反地方主义始末(6)
在此思想指导下,省委虽然反了“地方主义”,但还是把此问题视为党内思想不纯的一种严重表现,决议强调“在处理这一风潮中,对反右派的政治斗争与党内思想斗争要注意严格区别,应该十分谨慎地划清两类不同的矛盾。对右派分子斗争要狠之外,对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也要弄清是非,有些人犯有地方主义错误的,必须批评教育并把道理说透,借以教育大家,孤立右派分子”。
调子越来越高,定性越来越严重
党代会后,福建省委为了肃清“地方主义”的思想影响,彻底弄清问题,并对黄国璋等人作出结论,决定在省委党校举办整风学习班。于是,晋江、闽侯地区和福州市在“大鸣大放”期间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原地下党干部被集中到了省委党校,在校党委的领导下,用整风方法批判“地方主义”思想错误,并最终决定如何处理。
福建反“地方主义”斗争,开始只在晋江、福州和闽侯三个地区开展,其中福州市的反“地方主义”斗争,同为“城工部”冤案的平反工作相关联。
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回闽,听了江一真等人的汇报后,出于对地方老同志的关爱和对反“地方主义”的不理解,到省委党校看望参加学习班的原地下党干部。许集美还记得张鼎丞的一句讲话:“大家可能有委屈,但还是要对党忠诚,接受教育和改造,组织上对你们终会弄清真相。”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反“地方主义”问题作了部署。4月7日,叶飞赴武汉参加中央会议。在向毛泽东汇报有关反“地方主义”问题后,毛泽东并不满意,也说了一番话:你们全省地方主义都干净了吗?我就不信。浙江的仙居、福建的仙游,都是诚心夺取政权,他们没有群众而未成功。
4月16日,福建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传达成都会议、武汉会议精神。会前,厦门市委书记张维兹先找江一真谈,说在厦门没有感到有“地方主义”的问题,福州、晋江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呢?江一真说:“哪里有啊!”但会议开始后,福州、晋江两地领导在会上大讲两地如何反“地方主义”。
毛泽东在成都、武汉会议上的讲话内部传达后,福建反“地方主义”的调子越来越高,定性也越来越严重。
6月下旬,福建省委扩大会议(一届八次全会)错误通过了《关于开除地方主义分子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党籍的决定》,一批人被戴上了“地方主义反党活动分子”的帽子。对“地方主义”四个头头的处理相当严厉,开除党籍不说,还撤销了职务。黄国璋虽然有个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的虚职,但实际上是在福州养猪;林汝楠在福建师范学院当教员;王一平在福建师范学院当总务,负责采购;年纪最轻的许集美,公职和党籍被一并开除,接受监督改造。
江一真因赴合肥参加华东四省一市农业协作会议,没有参加对黄国璋等人的处理讨论,也没来得及参加扩大会议的表决。从合肥回来,得知黄国璋、林汝楠、王一平、许集美等人已戴上“地方主义反党活动分子”的帽子,江一真认为处理过重。据魏金水后来回忆:江一真对反“地方主义”有不同意见,在《决定》作出前,江和他交换意见时认为不应开除那么多人的党籍。
这些“地方主义分子”遭处理后,许多单位不敢接收。已调往三明搞工业的厦门市委原书记张维兹,本来就对反“地方主义”有微词,当即主动表示愿意全部接收。于是,福建的“地方主义分子”大都到三明落了脚。省委主要领导为此大骂了张维兹一通,江一真却向张维兹竖起了大拇指。
“地方主义分子”的上诉和平反
名列福建“地方主义分子”之首的黄国璋不服处理,提出上诉。省委书记处书记、省监委书记魏金水受理申诉后,认为黄国璋的意见许多是可取的,不应作为反党的罪证。江一真支持魏金水将黄国璋的控诉书交省委常委们传阅。却不料,有人指责魏金水有“严重地方主义情绪”,想给“地方主义分子”翻案,企图以“干部地方化”对抗党的组织路线。指责魏金水,其实也是影射对“地方主义分子”抱同情态度的江一真。
江一真听后颇为吃惊,急忙找到叶飞,明确表示不能让“地方主义”漫无边际地扩大化,要制止给魏金水“戴帽”。叶飞显然也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马上出面平息事态。
受晋江、福州等地反“地方主义”风潮的影响,闽西龙岩也打算把副专员张振东打成“地方主义分子”。因为江一真不同意,这事暂时被搁置起来了。1958年11月,江一真赴闽西参加省委组织的钢铁生产现场会后,特地待了一些日子,调查张振东的问题,建议地委当作一个严重思想问题来处理,不要当作“地方主义”来处理。
文章来源:《华南国防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hngfyxzz.cn/qikandaodu/2021/0308/5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