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路僧人与古代南海区域佛教传播世纪(2)
从海路外国僧人的来源地看,来自天竺、师子国和罽宾(克什米尔)的共有41人,这也显示南亚作为佛教诞生地和大本营的地位,但有所区别的是,天竺和罽宾僧人大都是高僧,而师子国的大都是比丘尼。来自大月氏和西域的有5人,来自南海诸国的有4人,其中扶南(今柬埔寨)3人、诃陵(今爪哇)1人,(9)何方耀:《晋唐南海丝路弘法高僧群体研究》,第27—28页。表明南亚是佛教的大本营,也是输出地,而南海诸国是佛教的接收地和中继站。如果将海路佛教与陆路佛教比较,可以发现2—3世纪陆路来华僧人多为西域人,因此,“早期输入中国之佛教,实为西域化之佛教。”海路僧人东来弘法略晚于陆路,到唐朝时期超过陆路,更重要的是,海路外来僧人主要来自印度、师子国、罽宾等国,他们传播的是佛教大本营的经典,而不是西域化的佛教,也许更是“真经”。(10)何方耀:《晋唐南海丝路弘法高僧群体研究》,第29页。
海路僧人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国王委派,负有特定使命的僧人使节,如南朝萧梁王朝的梁武帝最为崇佛,先后派出三批使团,共82人,一是往扶南求舍利,二是往天竺求佛像,三是到扶南迎佛发。另一类是为弘法、求法而到南海诸国、中国、印度、师子国的僧人,中土僧人西行求法,主要是为了求取“真经”和学习梵文,中国僧人法显“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11)[梁]释慧皎著,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3,第87页。遂西行求法。智猛“每闻外国道人说天竺国土,有释迦遗迹,及方等众经。常慨然有感,驰心遐外,以为万里咫尺,千载可追也。”(12)[梁]释慧皎著,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3,第125页。东来外国僧人则是为了弘法,将佛教弘扬到东土。
古代交通不便,路途遥远,不论是陆路还是海路都充满艰难险阻。大部分弘法和求法的僧人九死一生,能成功抵达目的地的只是少数,不少僧人葬身大海或亡故他乡。据中国古籍记载,中国僧人海路求法者,死于途中或天竺者共19人,不知所终者10人,居留不归者4人,成功抵达天竺并求取经像又成功返回者只有12人,到达南海诸国又成功返回者5人。(13)何方耀:《晋唐南海丝路弘法高僧群体研究》,第77—78页。
二、海路僧人与南海区域佛教传播
海路僧人的航海路线,都要通过南中国海,经马六甲海峡、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到达天竺、师子国。因此,不论是南亚高僧东来弘法,还是中土僧人西去求法,都要经过南海,广州、交州、南海诸国成为海路僧人的出发点、落脚点、中继站、登陆点,促进这一区域的佛教传播和交流。本文选取扶南、室利佛逝、广州和交州(今越南北部),重点介绍。
(一)扶南
扶南(公元1—6世纪)在今柬埔寨,被认为是东南亚最早出现的国家之一,也是印度宗教最早传入东南亚的国家,该国流行印度教和佛教。扶南与南朝关系较密切,佛教交流是重要内容。484年,扶南国王派天竺僧人那伽仙为使,到建邺“上表问讯奉贡”,希望齐朝帮助打击林邑,并“献金镂龙王坐像一躯,白檀像一躯,牙塔二躯”等礼物。(14)[梁]萧子显:《南齐书》卷58,《东南夷传·扶南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016页。“金镂龙王坐像”其实就是扶南真腊流行的蛇神坐佛像,“白檀像”是白檀木雕刻的佛像,“牙塔”则是“佛牙塔”或“舍利牙塔”的简称。天竺僧人那伽仙此次来访,在肩负政治使命的同时,也承担了佛教交流的使命。梁武帝萧衍以崇佛著称,在对外交往中重视佛教,他所派使节出访时有不少负有求佛重任。535年梁武帝派沙门昙裕到扶南和南海诸国求取佛舍利,这似乎是中土僧人第一次出任正式使节,他的任务除求取舍利外,还兼答谢扶南遣使来贺。(15)《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载[清]阮元主修,梁中民点校:《广东通志·金石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9—50页。539年扶南遣使到梁朝“献生犀。又言其国有佛发,长一丈二尺”,梁武帝立即“诏遣沙门释云宝随使往迎之”。(16)[唐]姚思廉:《梁书》卷54,《诸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90页。
扶南是印度高僧东来弘法的落脚点和中继站,有不少印度高僧先到扶南弘法,再北上中国。如天竺僧人耆域“自发天竺,至于扶南,经诸海滨,爰及交广。”(17)[梁]释慧皎著,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9,第365页。还有印度高僧真谛(梵名拘那罗陀)也曾在扶南弘法,为梁武帝所知,梁朝使节张氾向扶南国王“请名德三藏、大乘诸论、《杂华经》等。真谛远闻,行化仪,轨圣贤,搜选名匠,惠益氓品。”扶南国 “乃屈真谛,并赉经论,恭膺帝旨”,扶南国王应梁武帝所请,遣真谛带着佛教经论经海路至梁,于546年8月15日到达广州,后沿途北上,到达建康。“武皇面申顶礼,于宝云殿竭诚供养。”(18)[唐]道宣著,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1,第19页。
文章来源:《华南国防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hngfyxzz.cn/qikandaodu/2021/0625/9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