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路僧人与古代南海区域佛教传播世纪(4)
室利佛逝在7世纪以后的佛教传播中地位重要,是东南亚的佛教中心,是印度高僧的弘法地和中继站,也是中国僧人学习梵文、求法的中间站。
(三)广州
唐以前,广州一直是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尤其是唐朝时期,国势强盛, 海上贸易繁荣, 广州商船云集,“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 不知其数, 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29)[日]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4页。商路也是宗教传播之路,广州是海路佛教最早登陆点和传播地,是中外僧人弘法求法的登岸地和出发地。晋唐时期,经海路来华的外国僧人共53位,明确记载从广州上岸或离开者,共24位,占45%。(30)根据何方耀:《晋唐南海丝路弘法高僧群体研究》,附表一重新计算,第42—57页。一些未载明登陆地者,可能也多是从广州上岸。
最早来到广州的外国僧人是支畺梁接,他是大月氏人,于255年泛海到交州(时州治在番禺,即现在的广州),在广州译出《法华三昧经》。(31)何方耀:《晋唐南海丝路弘法高僧群体研究》,第58页。支畺梁接被认为是《法华经》的第一译者,也是第一位从海路入华的中亚高僧。此后,外国来华高僧多泛舶而来,在广州登陆,除前文提到的数名高僧外,还有高僧昙摩耶舍是罽宾(今克什米尔)人,于东晋安帝隆安年间 (397—401)初泛海达广州,住白沙寺,有信徒85人。有信女张普明,“咨受佛法,耶舍为说《佛生缘起》,并为译出《差摩经》一卷”。(32)[梁]释慧皎著,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1,第42页。5世纪初昙摩耶舍北上长安,译出《舍利弗阿毗昙》二十二卷。印度高僧金刚智先在南海诸国弘法,后“泛舶而来”,于719年到达广州,720年到达东都洛阳,后被迎至京师长安的慈恩寺等寺,开道场弘法,翻译佛经,共译经25部31卷。
有些外国高僧在广州不是匆匆过客,而是留下遗迹和影响。
求那跋陀罗,中天竺人,深崇佛法,博通三藏,崇尚大乘。他东来弘法,先到师子国,而后经沿海各国,“皆传送资供,既有缘东方,乃随舶汎海”。元嘉十二年 (435) 至广州,后到京师,他翻译了《杂阿含经》《法鼓经》等佛经,徒众有七百多人。(33)[梁]释慧皎著,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3,第131—134页。《高僧传》对其在广州的活动没有记载,但从其他史料,可知他在广州有不少遗迹。据《光孝寺志》,求那跋陀罗于420—422年到达广州,于制旨寺建立祭坛,立碑曰:“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还在戒坛之畔,植菩提树一株。(34)转引自徐文明:《广东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第53页。
竺法眷是天竺人,他于南朝宋明帝时(465—472)泛海至广州,与其他前往京师的外国僧人不同,他长居广州,翻译佛经,译出《海意经》《宝顶经》《无尽意经》等多卷佛经。(35)何方耀:《晋唐南海丝路弘法高僧群体研究》,第65页。
菩提达摩,南天竺人,527年经海路到达广州,他在广州的居留时间、从事活动,《续高僧传》都没有提及,只是详细记述了他在洛阳从事译经和弘法活动。但从广州本地史料,可见其与广州渊源颇深。《华林寺开山碑记》载,华林寺“旧称西来庵,地曰西来初地,萧梁大通元年,达摩尊者,自西域航海而来,登岸于此,故名。”(36)宣统《续修南海县志》卷13。说达摩在登岸之处建立西来寺,后世称此处为“西来初地”。但据《广州通志》,达摩初到广州驻王园寺。(37)转引自徐文明:《广东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第115—116页。这些记载虽有矛盾之处,但还是表明菩提达摩确在广州登岸,并留下遗迹,“西来初地”象征着海路佛教的传播,更象征着广州在海路佛教传播中的重要地位。而达摩对中国佛教发展贡献甚巨,他被称为是禅宗始祖。
前文提到的天竺高僧真谛(拘那罗陀),546年应梁武帝邀请,经海路到中国弘法,先到广州,大约停留一年,之后北上,548年到达建康(南京),翻译佛经,第二年“侯景之乱”爆发,真谛为避难,辗转于苏、浙、赣,后进入福建梁安郡(今泉州地区),停留近四年,继续翻译、校对佛经。562年乘舶欲返国,但被风暴吹到广州,此后一直居住在广州南海,大部分时间在南海郡治居住,最终于569年在制旨寺圆寂。(38)[唐]道宣著,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1,第19—20页。真谛在广州翻译多部佛经,有《唯识论》《摄大乘论》《俱舍论》等,他的主张不被陈朝接受,但在岭南却有影响,推动了岭南佛教的发展。他在广州南海培养了许多弟子,协助翻译佛经,后来真谛一派被称为“摄论师”,其摄论学传播开来。
文章来源:《华南国防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hngfyxzz.cn/qikandaodu/2021/0625/9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