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路僧人与古代南海区域佛教传播世纪(6)
唐朝时期中原地区佛教兴盛,交州佛教也进一步发展,也有不少僧人前往印度求法。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的交州僧人共有六位,他们都是经海路到南海诸国或印度求法。7世纪中叶,交州僧人木叉提婆由海路赴印度,卒于该地。交州僧人窥冲法师由海路到师子国,后到中印度,“善诵梵经,所在至处,恒编演唱之。”卒于王舍城,年仅三十许。还有慧琰法师,随师到僧诃罗国,遂留在该国。同属安南的爱州人(今越南清化)智行法师,“泛南海,诣西天”,经海路到达印度,50余岁卒于该地。(52)[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83、84、86、87页。爱州人大乘灯禅师幼时随父母经海路到杜和罗钵底国(即堕钵罗国),在此出家,后随唐朝使节郯绪到长安,在大慈恩寺玄奘处受具戒,他决心到印度求法,“遂持佛像,携经论”,经海路先到师子国礼佛牙,过南印度,曾“遭贼破舶,唯身得存”,后与义净一起到中印度,后卒于俱尸城。(53)[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88页。
交州也是南海诸国与中国佛教交流的中继站。唐麟德年中,中国僧人会宁前往印度取经,先到诃陵国停留三年,与当地僧人释若那跋陀罗(华文名智贤)合作翻译《阿笈摩经》,译好后让弟子运期“奉表赍经,还至交府,驰驿京兆”,会宁继续西行印度。(54)[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76—77页。运期法师是交州人,在南海有十多年,“善昆仑音,颇知梵语”,协助会宁将所译经文带到交州后,又返回诃陵,后还俗,长居室利佛逝。(55)[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81页。
交州僧人也到中土求法。梁朝时,交州僧人释慧胜原在交趾仙洲山寺,每日诵读《法华经》一遍,师从外国禅师达摩提婆学习。刘绘出守南海,“风闻遣请,携与同归,因住幽栖寺”,永明五年(487),移居钟山延贤精舍,“自少及老,心贞正焉。”(56)[唐]道宣著,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16,第561页。另一位交州僧人道禅,早年出家,“立性方严,修身守戒,冰霜例德。乡族道俗咸贵其克己,而重其笃行。”听说竟陵王大开禅律,声名远扬,道禅受其吸引,在永明初年来到建业,住在钟山云居下寺,“听掇众部,偏以《十诵》知名,经略道化,僧尼信奉。……都邑受其戒范者,数越千人,常听之徒,众不盈百。”(57)[唐]道宣著,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22,第820页。这两位法师在交州已有较高的佛学修为,到中土继续修行。
中土佛教宗派也传入交州。580年,中国化的印度僧人灭喜(?—594)从广州到安南法云寺,译出总持经一卷,创立“灭喜禅宗派”,灭喜被认为是越南禅宗的始祖。7世纪惠能在广东创立禅宗南宗,对岭南佛教影响极大,9世纪初,传自惠能一系的广州高僧无言通(?—826),于820年从广州到越南仙游山(今越南北宁省仙游县)传授禅学,创立无言通禅派,面壁禅观,亦被称为“观壁派”。(58)兰惠英:《古代福建佛教的海洋传播》,第162页。越南学者认为:“我越禅学自师(无言通)之始”。(59)[越]《禅苑集英》,转引自梁志明等主编:《东南亚古代史》,第239页。
交州因其地理位置,在佛教的中国传播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如冯承钧指出的:“南海一道亦为佛教输入之要途;南海之交趾犹之西域之于阗也。”(60)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谢方的导读”,第6页。而10世纪以前交州因为隶属中国,其佛教传播受中国影响更大,北传佛教在此时已打下根基。
三、南海区域在佛教传播中的地位
从中外高僧的弘法求法经历,可见南海区域是非常重要的落脚点和中继站,成为中国和印度高僧弘法、求法的场所之一,南海是联系中国与印度佛教交流的航道与桥梁。
南海区域能成为海路佛教的中继站,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事实上,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很少人能够跨国长途迁徙,这样的人除了奉命出使的使节外,就只有长途贩物谋利的商人和弘法传教的僧人了。僧人只有依附骆驼商队或商船,才能解决交通工具和人身安全等问题,到达目的地。因此,商贸之路就是传教之路。而航线和港口的变迁,也决定了南海区域佛教落脚点和中继站的兴衰。
古代中国南海交通的主要港口是交州湾、广州、泉州和山东青州,除青州外,其他三港都位于南海北部。但唐以前,广州和交州是主要口岸,而泉州在宋以后才开始兴盛,因此,海路僧人出发、登陆点主要是广州,其次是交州,没有僧人从泉州登岸的记载。
文章来源:《华南国防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hngfyxzz.cn/qikandaodu/2021/0625/9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