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路僧人与古代南海区域佛教传播世纪(7)
扶南在佛教传播中的地位也与航线变化有关。6世纪以前,航海技术水平较低,船舶需要沿海岸而行,航线是从广州或交州乘船出发,行船五月,到达越南南部,再行四月,到达暹罗湾,再行十余日,到达克拉地峡。在此地上岸步行十余日,穿过克拉地峡,再乘船二个多月,就到达印度。(61)[汉]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71页。而从印度到克拉地峡,亦有两条线路,一是经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之间的航道,在马来半岛的达瓜巴附近靠岸;二是走更南边尼科巴群岛与亚齐顶端之间的航道,在吉打附近上岸。(62)[法]G·赛代斯著:《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第55页。这条线路是6世纪以前中国与印度来往的主要航线,沿线国家主要是林邑、扶南、屈都乾、顿逊、丹丹、狼牙修等国。扶南的俄厄港位于暹罗湾与南海的中转地,是各国商人等待季风转换的聚集地,因而是南海地区最重要的港口,也是海路僧人的落脚点和中继站,多位印度高僧到扶南弘法,南朝与扶南也有密切的佛教交流。
7世纪以后,航海技术有所提高,船舶不再沿海岸而行,可从广州出发,顺风20天左右可直达室利佛逝,经马六甲海峡,前往天竺和师子国。义净在其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中有一条注,详细列出从印度到中国的航海路线:“(耽摩立底国)即是升舶入海归唐之处,从斯两月泛舶东南,到羯荼国,此属佛逝。舶到之时,当正二月。若向师子洲(师子国),西南进舶,传有七百驿。停此至冬,泛舶南上,一月许到末罗游洲,今为佛逝多国矣。亦以正二月而达,停止夏半,泛泊北行,可一月余,使达广府,经停向当年半矣。”(63)[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5,转引自[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第14页。马六甲海峡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室利佛逝也成为更多海路僧人落脚点和中继站,中国海路僧人多在室利佛逝停留。
南海区域在佛教传播的中继站地位,使其成为当地的佛教小中心,广州、交州、扶南和室利佛逝都起到这样的作用。汤用彤认为广州是佛教传播重镇:“其在南朝,与天竺交通,多由海程。……取道海上则常经广州。故广州在南朝,亦为佛法重镇也。”(64)汤用彤:《汤用彤全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1—283页。冯承钧认为在佛教海路东传史上,扶南的地位,犹如西域的于阗、龟兹,交州的地位如于阗。
但与印度和中国中原这样的佛教大中心相比,南海区域处于佛教传播的边缘。大部分西僧弘法是以中国的京师为目标,他们在南海诸国和广州停留一下,就北上京师——建康或长安、洛阳。大部分中僧求法是以印度为目的地,他们在广州和南海诸国停留一下,向西而去。正如何方耀指出的,广州“地处岭海交通要冲,为西来梵僧来华弘法之要站,故佛教之传入时间亦较早。然而,无论是西僧东来,抑或华僧西行,多以此为驿站或出入港,西僧泛海至广州,虽也曾在此译经传法,但大多以北上长安或南京等政治、文化中心为最后目的;华僧西行求法,多在此停留,等待冬季季风扬帆西去。”(65)何方耀:《晋唐南海丝路弘法高僧群体研究》,第36页。
南海区域在佛教传播中的小中心、大边缘的地位,一方面,决定了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佛教传播也受到大中心的影响。古代南海区域是多宗教并存,南海诸国除本土信仰外,还有外来的印度教和佛教,广州除民间信仰外,还有道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景教等。某个宗教的兴盛与否,除受商路的影响外,更受到王权的影响。在南海诸国,印度这个大中心有较强的影响,印度教(包括湿婆派、毗湿奴派)和佛教(包括大乘、小乘教派)并存,至于哪一派占优势,则取决于国王所好。而在广州和交州,其宗教发展也受到中国中原这个大中心的影响,从大的方面来说,佛教因为受到一些皇帝的认可,相比其他外来宗教——印度教、伊斯兰教、景教,得到更多发展空间和机会。从佛教来说,中国信奉大乘佛教,尽管海路僧人传入和翻译了大量小乘经典,但广州和交州也是信奉大乘佛教。同时,广州的边缘位置,也使其佛教有更多发展空间,前文所说的真谛“摄论”,不被陈朝接受,但在岭南却有影响。禅宗能够发源于广东,亦得益于海路佛教,禅宗始祖就是天竺僧人菩提达摩,禅宗六祖惠能长期在广东求法弘法。
两大文明古国在佛教传播中的地位不同,印度是佛教的输出地,中国是输入地,而南海区域既是佛教传播的输入地,也是中继站,南海区域是中外僧人弘法求法的落脚点和出发、返回点,在海路佛教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海路僧人通过南海,不仅串连起南海区域的佛教传播,也串连起印度与中国的佛教联系。
文章来源:《华南国防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hngfyxzz.cn/qikandaodu/2021/0625/917.html